他们想错了，林威准备做‘皇帝’、一直‘否决’，直到他们自己得出结论。
坐金銮殿正中，林威拍拍手让他们安静，“组党是让你们组志同道合的党，不是让你们组朋党，两位卿家用什么理念来组党，那得你们自己去想，不能由本公来告诉你们。
若不符合本公的期盼，一律驳回重提，一直提到本公满意为止。
抛弃你们以往的中枢治国思维，现在咱们反着来，你们提，本公来审，而不是本公提，让你们同意，这样你们自然也就具备了与摄政、或与皇帝一样的治国权力。
权力无法垄断，也不能垄断，本公非常乐意与大家分享权力，志同道合之辈组党后，自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用盯着摄政和皇帝挑毛病，有人会盯着你们。”
林威这摄政只做选择，以后也就没人能握住真正的‘把柄、软肋’，自然也无法撼动。
丁绍轼和杨涟齐齐躬身，“摄政英明，我等一定互相印证，提供完善的组党管理条陈。”
林威点点头，“宪政现在可以传天下了，本公与陛下亲征回归后必须开始执行，这个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
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官员财产公开是民心所向，是最简单，最有效的阳谋治国之道，是最基本的治国架构。
官员财产不在是隐私，而是公开资源，百姓有权知晓信息，这样是为了保护官员，居心叵测之辈才会想着怕被人利用。
一千多年前，诸葛武侯就曾公开自己的家产：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武侯尚能如此，大明新朝官员更应无所畏惧，必须作为新朝基础制度存在，这是决心问题。
本公知晓你们有的人来源不明，有的人不敢惹天下士大夫，既得利益群体在主观阻扰，涉及自身的权益，妄图掌握决定国策制定和国策走向的巨大权力是做梦。
本公今天把治国之权一拆再拆，人人有权治国，人人有权监督治国，这就是新朝治国核心。改革的顶层架构就是这样。
本公与陛下出征后，立刻开始组建裁决司，但不得影响现有政务运转，一个能够超越部堂利益、文武利益、地区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的改革协调机构、律法执行架构，改革才能冲破所有压力和阻力。
本公与诸位共勉！”
朝臣齐齐躬身，“摄政英明，我等刀山火海，誓死追随。”
…………
关于本章内容，您理解、意会就可以了，天下从来没有完善的制度，说太白我就倒霉了。人类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实践活动中，没有哪高哪低，只有动态的适应，实践活动的任何吵闹、混乱都是暂时的。
好久没有‘注’过了，有个注我前天（2024.05.24）改到了41章，被几个读者提醒注早了，想了想的确是这样，浮躁的人也不关心这个，关键是追书的读者没看到，还是放到后面吧。
明朝‘以文御武’的形成过程（很多人都知道，但不太清楚形成过程，误会一开始就是，或者是土木堡之后的国策，其实都不对，形成‘国策’时间远比大伙想象的迟）
捋一捋真正的国策形成过程，您也许能明白很多‘国策’滞后的先天属性。
问：朱明的以文御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咋就成国策了
答：1老朱当时是文武制衡，大都督府与六部制衡，都察院来监督，但后来老朱小心眼犯了，搞了个锦衣卫，这就把监察权弄到皇权这边。
（有没有人听说过明朝初期的毛驴御史？那时候的官场非常清明，御史骑毛驴巡视天下，加上老朱对贪官的仇恨，毛驴御史的‘巡回功绩’在如今专业人员眼里非常具有史料价值）
2朱小四上位后，搞了个内阁，让文官抱团了，下来仁宣过度。
为什么说土木堡是一个分界线，深层原因是三十万明军主将是皇帝，副将是勋贵，文官被排除核心武权之外。
英宗把带兵的勋贵都搞死了，张辅当时就死于土木堡，土木堡之后，全国的兵权到了兵部手里。
3注意，是兵部，是被排挤在武权外的兵部（那时候兵部实际履职就是个后勤部门），兵部尚书于谦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理论上大伙不是支持他，是支持‘兵部尚书’。
这么说是不是容易理解？于谦以兵部尚书领天下兵权，勋贵、将领、武卒全部俯首听令，实现了完整的、绝对的、短暂的以文御武。
4再注意，这是短期现象，只是一个‘先例’，英宗复辟之后，勋贵夺回了五军都督府，但是呢，封建社会，对以文御武影响的根源始终还是皇帝，是皇帝在放弃武权，因为他不“亲征”了，皇帝不作战，勋贵就做不了副将，让勋贵去做主将，巡抚总督就全变成了副职（因为勋贵超品），这是文官难以接受的现象，大伙一起避免出现难堪。。
5接下来磨磨蹭蹭，到武宗朱厚照，哇靠，这是一个牛的，勋贵突然插上了翅膀，武权突然翻身了。。咳。。所以他嘎了。。又是一个短暂的混乱。。
6世宗朝，就是嘉靖皇帝，嘉靖中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文武非常‘和谐’，因为国难当前，南倭北虏十几年，文官在抗倭，勋贵在驱鞑，大家都是功臣，核心勋贵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将领（被文官的史书刻意忽略了），这期间大伙共享武权，公侯很多都在九边外镇。
如成国公朱希忠、定国公徐文壁、镇远侯顾寰，都是当世名将，他们领的兵远远比戚继光俞大遒多（就是那重建的巅峰期京营，那时候三十万京营，其中超过十五万常备骑军，想想都养不起）。
7嘉靖皇帝之前，以文御武，或者文武制衡，都是动态出现的，谁强谁就牛。
土木堡之前大伙泾渭分明，之后也就武宗朝蹦跶了一下，其他时间，说实话，文官占据上风，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舆论假象。。。
请您再次注意，这个‘上风’，不是御服、降服，是‘养服、收买’了，文官把勋贵高高架起，变态的人身安全，加上免税身份，勋贵家家富可敌国，自然会妥协，所以这期间的勋贵不是实质上落了下风，而是‘闭嘴’了。
8真正把以文御武定为国策的其实是万历皇帝，已经是明朝中后期了，原因是杨镐在朝鲜的糟糕表现。
9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援朝之役经过两个阶段。第一次李如松胜利的太快，后来他撤回来了，留下陆海一堆总兵，这时候丰臣秀吉抓住明朝各部互不隶属，以及文官无法节制全局的漏洞，全面出击，让明军死伤惨重，杨镐就是那个反面教材。
10煌煌天朝被‘鬼’咬了一口，万历皇帝大怒，怒骂将领草包，怒骂经略软蛋。（万历二十五年，那时候他还真的没吃过大败仗）
由此皇帝下令大明朝以后战区将领悉数听从‘总览全局’的钦差指挥（巡按、巡抚、总督、经略都是钦差性质）、分路将领必须听从‘钦差属官’指挥（就是那些御史、督战官、兵备道）。
从此以后，以文御武成为白纸黑字的国策，七品文官挺起肚腩吆喝一品都督成为常态。
这就是明朝历经二百年权力博弈，最后以文御武的形成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也不是一下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动态起伏博弈。
后人见到的各种实录史料，文官来源占据了九成以上，‘语气’当然是文臣的视角，其实我们也被当时的舆论假象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