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动人，宽严适度，表扬为主。翁同龢反对以罚代教的传统方法，指出授书“宜顺不宜逆，宜静不宜淑”，“发声惩色终究无益”，主张“顺势劝诱”。既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又在生活上体贴关心，使师生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而融洽。当皇帝精神疲倦、读书无力时，就中辍进讲，让皇帝休息活动片刻，以消除疲劳。一次，光绪帝因腹疼，未进早膳就进房读书，翁同龢得知后立即提前下课，让其用膳，并大大表扬了光绪帝一番，给光绪帝以温暖和鼓励。翁同龢的教育方式，同治、光绪乐于接受，引起了同治、光绪对汉功课的重视，激发了他俩学习汉功课的积极性。
翁同龢在传统的教育内容方面，精心安排了有关儒家经典、帝王之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和帝德教育。翁同龢选讲的儒家经典为《大学》《中庸》《孟子》和六经等绝大部分是今文经籍，内含改革进取思想，它们同现实政治较接近，这反映了翁同龢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倾向。安排的帝王之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有《帝鉴图说》《稽古录》《通鉴辑览》《圣武记》《九朝东华录》《圣祖圣训》等。翁同龢进讲上述诸书的目的，就是要光绪帝认真借鉴历代帝王统治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继承祖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弘扬祖德，挽救颓势，振兴国家。另外，翁同龢面对19世纪后期日趋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强入侵、国势阽危的现实，竭忠尽智，审时度势，“对西方的进步学说采取积极态度”，“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经征得慈禧的同意，在给光绪帝开设的课程中和开列的课外阅读书籍中，他增加了大量经世致用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其一是经世时文和早期地主阶级改良派的著作，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初编》、龚自珍的《龚自珍新集》、林则徐的《林文忠公全集》、魏源的《海国图志》。其二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和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其三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作，如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国大彼得变政记》等。其四是当时汉译的西学书籍和世界与历史书籍，如王韬译的《普法战纪》八卷、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李提摩太译编的《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曾纪泽赠送的赫德新译的汉译西学新书16种。其五是出使各国使臣的考察游记，如曾纪泽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李筱圃的《日本纪游》等，还有钱恂编纂的《中外交涉表》《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另外，翁同龢还通过“聊天下事”和谈“海外见闻”等形式，把有关洋务和西学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光绪帝。以上这些内容已成为晚清宫廷教育中汉功课及光绪帝学习的主要内容，旧瓶装上了新酒。翁同龢新学旧学兼容，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心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