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受翁同龢教育二十年，影响尤大。翁同龢的教育拓宽了光绪帝的视野，增加了光绪帝对全国和当时整个世界的了解，激发了光绪帝对洋务和西学的极大兴趣。光绪帝从翁同龢那里，不仅学到了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孕育着向西方学习、改革维新的思想。 [15]
培植朋党
翁同龢极力想培养他的学生光绪帝为独操政权的“圣君”。但光靠光绪帝不足以与慈禧太后抗衡。因此，翁同龢极力延揽名士，进入御史、翰林之列，控制言路，形成势力，代表者有文廷式、张謇、汪鸣銮、孙家鼐、沈曾植、丁立钧、长麟、志锐等，这些人被戏称为“孩儿班”，后世称“帝党”“后清流”“南派清流”等，与支持慈禧太后的“后党”（戏称“老母班”）对立。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帝党（后清流）正式以有组织的阵势，公开与后党对峙。在主战还是主和、签订和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两党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与翁同龢在军机处主战的同时，文廷式等人发动翰林院，多次联衔上书，呼应帝党在战争中的各种主张：弹劾李鸿章，要求联英、德以拒日，反对签约，反对割台，给“后党”以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帝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后党”的斗争非常软弱。他们只是想从“后党”的控制下获取权力，并不敢与“后党”真正决裂；只敢对声名狼藉的李鸿章公开声讨，对实际掌权的慈禧却还要“察颜观色”，因此并未取得成效。 [16-18]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战败后主张变法图强，他曾在给友人周原祁的信中指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又在盛宣怀的信中指出，除了礼政、吏政外，兵政、户政、刑政、工政均需改革。他曾和督办军务大臣一起大力进行军制改革，裁汰旧军，支持胡燏棻、袁世凯编练新军。为了抵制外国资本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开矿、筑路、办银行，他曾支持民族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开办，一手帮助盛宣怀经营中国铁路总公司，接办汉阳铁厂，开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外，他还力主改革科举制度，支持严修开办经济特科的主张；同时根据康有为的意见，向光绪帝提议开制度局，改革体制。 [19]另一方面，翁同龢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学西学兼顾、新学旧学并陈，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中提出的离经叛道的观点不以为然，称之为野狐禅。他的这种中西兼顾、新旧并陈的变法思想在他起草的《明定国是诏》中有明确体现。同时，他不赞成康有为等的速变、全变的激进路线，认为“变革太骤，亦恐贻忧”，变法必须“平和”、“稳妥”；认为只有“以平和剂群嚣”，才能减少乃至扫除反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最终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