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霖所谓的《梁律》也就是《大梁律》。
大梁开国百年，历经三朝。太（和谐）祖皇帝在朝之末，《大梁律》草创，而后经过几次更定，整齐，至其后嗣即位，才颁行于天下。
然而天下之大，罪行无穷。世人千求百愿，孽缘何起？苦果何结？
远不是一本《大梁律》可尽囊其中。
于是《大梁律》规定，法司官员在议刑定罪时，若在《大梁律》中难以寻到准确的法条为判罪之据，可引与罪情最为相关的法条作为依据，再根据实际的罪行，在量刑一项上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作出相对独立的处刑意见。（此处参考《明朝法律》）
但这只是意见，并不能直接对犯人进行处置，最后仍需将“意见”上报刑部，由刑部议判，再交皇帝批定。
大梁朝君王更迭，经几代皇帝批定的“意见”逐渐累积，终于在奉明年间，经三法司首官们的努力，整齐成集，定名《问刑条例》。
至明奉初年起，《大梁律》并携《问刑条例》几度整理增改，在赵河明的主持，以及宋饮冰、玉霖等刑部官员的合力推动，刑部狱依《律》贯行“悯囚恤囚”之理，禁止法司滥用严刑，迫囚诬服。
十年之间，玉霖跟随赵河明左右，见证了他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厘出经纬，在“人”的尊严和“法”的严明之间寻觅平衡，师生成果颇丰，她也因此深受鼓舞。
仕途上的良师的确能为后来人劈开道上荆棘，拨云见雾，刑部做官十年，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人，玉霖在精进自身律法修养之余，数次访巡刑狱女牢，轧断了王少廉等人在女囚身上赚钱的门路，后又与赵河明相协，试图在《问刑条例》上，加上对这等狱中淫罪的判定与惩戒，为后来遭难的女囚，提供申述的依据。然而正如她所说，受了苦的女囚们，却宁愿自戕，也不肯作证。
作为《大梁律》的补充，《问刑条例》的增减，依靠的始终是人世间复杂而各异的案例。
无人告 ，则无以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