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二十九中的校门口，就能看见临江门的大转盘，转盘的另一边，在马路边上有一坡陡峭的台阶，这就是通往临江门江边的石阶路，这条路有七八米宽几百米长，过去的挑夫就从临江门码头上把货物沿这条路挑进城，路的两边都是一些木头房子，也有一些破破烂烂的捆绑房。
我和邓长明在前面带路，高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他们对那些修建在堡坎上的吊脚楼充满了兴趣，有的学生甚至掏出了速写本边走边画，高老师也掏出一部老旧的折叠式相机，对着那些有特色的建筑，咔嚓咔嚓的拍着照片。
我和邓长明远远的站在路边一处晒不着太阳的阴凉地等他们。邓长明问我，今天刘老师收拾你没有？我咧嘴一笑说，那还躲得脱呀，挨了七八下，屁股现在还疼着呢。邓长明拉开我短裤后松紧带，探过头看了看我的屁股说，你也真是活该，你把那大胖子气死了。
刘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下午最后一节课是生物课，他提着一架人体骨骼标本来到教室，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大胖子。班上的同学对着这架骨骼标本，嘻哈打闹地开着玩笑，有的甚至还扮着鬼脸学僵尸。
我有点小兴奋，上课后还不断的跟身边的同学开着玩笑，刘老师用教棍敲着讲台叫我闭嘴。我当时正在兴奋中，于是站起来大声地问道，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全班哄堂大笑，刘老师气得涨红了脸。
那段时间，电影院正在放一部电影叫《决裂》，描写一位迂腐的老师，上课不断地给工农兵大学生讲马尾巴的功能，却对一位老农民拉来的生病的耕牛不理不睬。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旧的教育制度决裂，我们还写过观后感批判文章。于是，马尾巴的功能，就成了学生们挖苦和捉弄老师的一句玩笑话。
下课后，刘老师叫我提着骨骼标本跟他去了办公室，他肥胖的身躯坐在大靠椅上，让我直直地站在他跟前接受训斥，训完话后，他站起身从桌上拿起那根教棍，指了指大靠椅让我趴下，我趴好后扭头看着他，心中祈祷千万别扒我裤子，我只穿了一条平脚运动短裤。
结果他还是伸出他那肥胖的手，一把扯下了我的短裤，他用力挥动起那根教棍，抽了我屁股七八下，疼得我龇牙咧嘴的。这是根很有韧性的杂木小棍，打在屁股上贼疼贼疼的。办公室里还坐了男男女女七八位老师，大家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没人朝我们这里看一眼，好像司空见惯似的。我走出办公室后，看见邓长明在篮球架下焦急的等着我，他拉着我的手就朝校门口跑去，说音乐老师找我们有事。
那天下午我们在临江门江边的鹅卵石滩，终于找到了高老师满意的一处礁石群，江水碧绿，对岸青山苍翠。美院的学生们纷纷开始支起自己的画架，他们都是些工农兵大学生，岁数比我们大不少，因此他们很亲热地一口一声，小弟弟，小弟弟的叫着我们俩。
这时已进入7月天了，江边的鹅卵石滩暴晒了一天，略微显得有点燥热。高老师笑呵呵的对我们说，你倆都是江边长大的，脱了裤子下去扑腾一圈吧。然后他又交代说，你们游一圈回来后，一个坐在礁石上，一个站在水中，面朝对岸的群山。他指了指水中的一块礁石。
是要光着屁股吗？我有点迟疑地问道。高老师很肯定的点了点头。我一下脸红了，邓长明的表情也显得有点儿扭捏。高老师有些严肃地说，人体是最美丽的艺术品，艺术创作是一件很高尚的审美工作，不要不好意思，你们少年人的肢体多么漂亮啊。
邓长平侧过脸望着我，又看了看那些等待在画架旁的美院学生，轻声对我说，脱了吧，咱们听老师的话。他迅速脱掉上身的短袖衫，又弯腰脱下了运动短裤，赤条条地站在我身边。他看我磨磨唧唧站着不动，抓着我的胳膊摇了摇说，脱了吧，反正我们都还是娃儿。
我心一横，迅速脱掉了短袖衫，在我弯腰脱裤子时，高老师歪着头看了看我的屁股，哟，挨过打呀，你是不是很调皮哦？他有点调侃地说道。我顿时羞了个大红脸，赶紧向前跑了几步，跳进了江水中。
我们游了两圈，高老师招手叫我们上了岸，他拿着相机，叫我们在礁石边摆了几个造型，他端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组照片。他又叫邓长明坐在一块礁石上，让我站在江水中，一只手搭在邓长明的肩上。他在我们身后拍了几张照片，又微微调整了一下我们身体的姿势，然后他从包里取出一条红色的毛巾，搭在我的肩上，扭过头对那群学生说，可以了，大家画吧。那群学生提着画架走了过来，各自寻找自己的画位，参差错落地分布在我们身后。
多年以后，我常常会回忆起这一幕，两个裸体少年，凝视着远方的群山，肢体纤细匀称，肌肤光滑，碧绿的江水缓缓流淌，有一群野鸽在江面盘旋，几艘木船静静地驶过，货轮在经过这些木船时，汽笛声声，在空阔的江面回荡。少年的灵性与大自然的美，交相辉映，时光在这一刻凝固，升华为一个定格的画面，永远铭刻在少年人的灵魂中。
7月末的一天，在我们初三拍完毕业照的时候，音乐老师走到我跟前，递我一个信封，她微笑着说，回家再拆开看，留作纪念吧。后来我看见邓长明，他手里也有这么一个信封，我们俩都觉得有点好奇，于是我们躲到一个角落，偷偷撕开了信封。
信封里是一沓照片，还有一张小卡片。原来是前些日子，高老师在江边给我们拍的那些照片。我拿起一张给邓长明看，是学生们画画时的那张定型照，我说好丢人哟，你看我屁股上那一横一道的，谁一看都知道这家伙被打了屁股。邓长明捂着嘴，一个劲地吱吱吱的笑。
实际上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音乐老师。初三毕业后，因为二十九中的高中部在歌乐山分校，而那时我正热衷于倒腾无线电小制作，每个周末要去一所无线电运动学校上课。于是家里人给我转了学，去了二十五中读高中，我也和邓长明分开了。但音乐老师送给我的那张小卡片上的那句话，却永远铭刻在了我记忆中：少年不识愁滋味，愿我亲爱的学生，永远像天使一样，无忧无虑，帅气可爱。
多年后，当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读到了辛弃疾这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想起了音乐老师当年教我跳芭蕾舞，想起了她压着我的腿，让我劈一字叉。人的一生，总会有些人出现在你生命中，让你刻骨铭心，成为你生命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