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大哥哥的帮忙，我去日本自费留学，办得非常顺利。他作为我的经济担保人，给我联系好了语言学校，寄来了入学通知书。很快我就办下了护照，并获得了签证。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媛媛，她平静地对我说，那是你的新世界，去闯吧，别记挂我。我没想到我们的分手，居然这么干脆和简单。
在我订好机票，准备离开重庆时。邓长辉在他的火锅店为我践行，这是孙晓鸣提议的，他说，我们也是在这里送走了邓长明。我们几个在喝酒的时候，突然，孙晓军有点感伤地说，你们三个玩得最好的伙伴，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日本，一个留在重庆，从此天各一方，各奔前程。说完，他从口袋掏出口琴，吹奏起那首名曲《老朋友怎能忘记掉》。
我们静静地听着，沉默着，突然，孙晓鸣开始抽泣起来，其实我也是泪流满面。我们俩伸出手臂互相搂着腰，头紧紧地靠在一起。尽管最近几年来，我们俩在思想上，各自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时候也会觉得彼此有点陌生了，但毕竟是从幼儿园一块儿成长的发小，情感的纽带，还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亲昵交往。
到日本两年后，我已离开语言学校读上了研究生。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出租屋跟朋友一块喝酒聊天，楼道里的电话响了，房东大声地喊叫着我。我一接电话，是邓长明打来的，那个时候的邓长明，已经开始帮他的教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有了一份收入，所以他时不时的打电话来找我聊天儿。他告诉我孙晓鸣出事儿了，杀了人，被抓起来了。这消息是他哥哥告诉他的，具体情况叫我去问孙晓军。
我忙忙慌慌给孙晓军写了信，他那会儿已经在重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了。不久后我就收到孙晓军的回信，他说他弟弟跟朋友在酒桌上喝酒时，有个做生意的老板和他发生了争执，大家都有点醉意了，因为那个人出言不逊地骂了他弟弟，于是孙晓鸣敲碎啤酒瓶，捅了那个人的脖子一下，造成颈动脉血管破裂，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目瞪口呆。我出国这两年，孙晓鸣偶尔也给我写信，他告诉我，他结婚了。后来他又来信告诉我，他当爹了，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叫我帮忙给他儿子取个名字。最近他给我来信说，他即将被调去刑警队。没想到就是这个档口，他居然就出事儿了。
在孙晓鸣出事儿的几个月后，孙晓军来信说，已经结案了，他弟弟被判了死缓，他的弟媳办了离婚手续，抱走了孩子。孙晓军还补充说，警察杀人，应该罪加一等，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是他和他爸，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听到这个消息，我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趴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哭得那么伤心。我突然意识到，我对孙晓鸣的爱，已经超越了友谊。在那段时间，邓长明几乎每天晚上，都打过来电话跟我聊几句，聊起一些过去我们三人的事儿，我们俩都会在电话里哭泣起来。人生真像一场梦，人生的真实剧本，比电影戏剧还要怪诞离奇。
当我再次见到孙晓鸣的时候，已经是30年后的事儿了。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扎根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与日本和台湾的图书版权贸易。邓长明毕业后去了硅谷就职，成为软件工程师。我们分别都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事业，孙晓鸣也早就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偶尔我跟邓长明通电话时，猛不丁的会提起一句两句孙晓鸣，我们俩忍不住的会唏嘘感叹一番。
有一年，我从北京回重庆探望父母，邓长明打电话叫他哥哥给我接风，他哥哥的火锅店已经在重庆开了三四家连锁店。我见到邓长辉的时候，孙晓军也在，他告诉我孙晓鸣已经改判25年刑期。我说能不能带我去探一下监，孙晓军淡淡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后来邓长辉安慰我说，孙晓鸣除了见探监的家人，拒绝见任何过去的熟人和朋友，他有时候去给孙晓鸣送点烟和吃的东西，也只能通过狱警转给他。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回重庆的时候，这次是孙晓军主动找到了我，那时正好是酷热的夏天，他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来到我家，他叫我带上几件衣裳，跟他去贵州山里避暑。我以为他是想带我出去旅行几天，也没有多想，就往包里随便塞了几件衣裳跟他上了车。
我们的车上了高速以后，我问孙晓军我们去贵州哪里玩，他淡淡的说了一句，去看孙晓鸣。我一下惊呆了，我不知道孙晓鸣已经出狱，更不知道他住在贵州山里。我内心五味杂陈，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我掏出手机，立马给在美国的邓长明打了个电话，听了我告知的情况，邓长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毕竟他是学理工科的，很快镇静下来，沉稳地对我说，孙晓鸣需要的是安抚，你就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吧，好好陪陪他。
孙晓军带我去的地方，是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半山腰的丁木山庄，这里群山环绕，属于大娄山山脉，在一个山沟里修有二三十栋简易的度假低层楼房，这里海拔一千两百多米，和重庆老城区比较起来非常凉爽。在一栋小楼靠边角的一户单元门前，孙晓军咚咚咚地敲着门，我的心也扑通扑通跳着，我不知道相隔30年，我和孙晓鸣相望第一眼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