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783年），已经燃烧了两年的战火，不但看不到一丝将熄的迹象，反而越来越旺。把肃宗、代宗两任帝王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儿家底彻底打光，军费开支也变的入不敷出。
就在去年五月，两个太常寺的“半吊子”博士进献昏招，强行向城中富商“借钱”，后又将此种做法扩大至向搜刮全城百姓。如此大规模的公然抢劫，也仅才凑够一个月量的军费开支，不但于事无补，反倒把京城内外搞得人心惶惶。
截止到建中四年六月，河北、河南两个战场形势都不容乐观。
河北战场，河东马燧、泽潞李抱真、河阳李芃、朔方李怀光，六大节度使屯驻于魏州（河北大名东北），与卢龙朱滔、魏博田悦、恒冀王武俊、淄青李纳四大叛王打的平分秋色，势均力敌，陷入胶着状态，谁也奈何谁不得！
河南战场，李希烈领导下的淮西军，虽然南下湖北受挫，却在河南发展迅猛，兵锋一度抵临东都附近。为了遏制淮西军凶猛的进攻势头，德宗诏令各地勤王。于是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等诸多军府相继奉诏赶来，他们有的与李希烈在正面战场交锋，有的负责从侧面迂回，有的控制交通要冲，也有的逗留不前伺机而动！
如果按每个军府平均出兵一万人计算，大唐参战兵力约为十六万人。依据唐制，各道军队离开自己的防区到外区执行作战、支援任务，其供应保障统一由朝廷负责！
德宗上任时间不长，还没有过紧日子的危机感。战争初期，他对出境作战或支援的藩镇军队赏赐颇为丰厚，每人除原标准配备的供给仍照发不误外，还额外多供应两人份的物资。
据此计算下来，只要出境作战就能得到三人份的供应。普通士卒比以前多挣了两倍，将领吃回扣的空间也无形中增大了两倍，自然是皆大欢喜！
因此，各地藩镇只要一接到朝廷的出兵命令，本来任务不重、可以在境内完成的，也要把军队拉出去，在距边境不远的地方耀武扬威一番再打道回府，就是为了捞取这点额外的好处！
而朝廷为了保障十六万军队的人吃马喂，每月需支出一百三十余万缗钱，靠着正常的租赋根本难以为继。
怎么办才好呢？不打，不可能，朝廷颜面何存！打，钱从哪里来？堂堂大唐，也不能总是靠着勒索富商、百姓来维持战争，那样既说不过去，也绝非长久之计！
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当德宗为此愁眉不展之际，一位分管后勤的官员赵赞，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办法，即收缴税间架及除陌钱，让德宗眼前一亮！
所谓税间架，就是按屋顶上的房梁收取税钱，两架梁算一间房，上等房每间收二千文、中等收一千文、下等收五百文，收税时吏员需进入居民家中挨个统计。这样下来，每家动辄就要上缴数百缗。
如果屋多钱多或是屋少钱少倒也说得过去，但有的人房梁虽多却没什么钱，对此朝廷一律不管，只拿结果说事。有敢于藏匿的，一经查处，隐瞒一间打五十板，告发者赏五十缗。
而除陌钱则更为离谱，规定凡是出现货币交易或是物物交易的，不论公事还是私事亦或是买卖所得，每缗钱（每缗约一千文）须由官府收取五十文的抽头，物物交易按市价折合后计算。有敢瞒报一百文的，打六十板、罚两千文，告发者赏十缗。
这个缺德税法一经颁布，京城内外民怨沸腾！
时任翰林学士、年方二十九岁的陆贽实在看不下去，呈奏了一封万言书，痛斥这些行为，并提出了挽救时局的看法。
陆贽是中唐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后来还做了德宗的宰相。他的奏疏多用排偶句，极具文采且条理精密，读起来抑扬顿挫。
司马光非常尊崇陆贽的文笔与思想，在其所着《资治通鉴》中，但凡遇到陆贽所上奏疏基本都是全文转载，这也使我们后人得以一暏名家风范！
这封奏疏是陆贽入仕后有史可查的第一篇政论，主要阐明了五个观点：
第一，打败敌人，在于用之得人；而驭人的要害，又在于权柄在手。如果将领没有选对，兵众虽广不足为恃；如果失掉权柄，将领虽强也难以驾驭。将领不能指挥部众，国家无法操控将领，不仅白白耗费钱财、无法平定叛乱，而且存有引火自焚的风险！
第二，如今在两河、淮西起兵造反的统帅，不过四五个元凶而已，他们中间恐怕也难免有人是受到欺蒙不得已而为，更何况其余部众，都是受到胁迫才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错误道路。假若知道另有他途可以保全性命，谁还愿意继续为恶！
第三，民为邦之本，财是民之心。劳民伤财则百姓受损，百姓受损则邦本难安。如果朝廷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总在旁枝末叶上做文章，那么看似能挽救一时的政策，将来定会演变成灾祸肇启的缘由。
第四，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太宗当年设置府兵八百余所，关中地区就有五百余所，占了总数一半以上，举天下府兵都赶不上关中精锐，居重驭轻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今，关中兵员相继东出作战，朝廷守备力量空虚，关辅地区征发民力过于苛毒，宫苑之内又防御不周，一旦贼臣借机生事作乱，外敌乘虚进犯边境，势必引来滔天之祸！
第五，叛乱之初，朝臣们大多认为只要出兵征讨，自会不战而平，士兵出境最多不过一个季度，预计动用的兵力很少，所需经费也不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谁知兵连祸结，变故难测，战火燃起始终无法平息，大出当初预料。
往日作乱一方的几员边将，如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朝廷认为只要除去他们就会天下太平；往日获得信任的节帅，如朱滔、李希烈，朝廷认为只要重用两人就可消除祸乱。谁想到李正己死了，李纳继任；李宝臣死了，李惟岳继任；平定了梁崇义，李希烈反了；诛杀了李惟岳，朱滔又心存贰心。
当初的四名罪魁祸首，已经亡故三人，直至现在叛乱未曾衰减。当初信任的两人，如今已全部叛变，谁又敢保证今后会不会又有他人作乱！ 可见国家的安危在于权势，治事的成败在于用人！倘若局势安稳，即便是异域外族也可同心；如果形势危急，纵使同舟共济也能成为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