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先生，请坐吧。”姚徵不卑不亢，“生意的事我早就不管了，也不清楚当今的经商之道，不过诚意二字任何时候都要讲的。”
项明章在对面的沙发坐下，说：“利用合作办私事，是我不够磊落，如有冒犯，请您不要跟晚辈计较。”
姚徵见他坦荡，也没有强势者的傲慢，态度缓和了一点：“项先生，你说的沈家后人是什么意思？”
项明章备好了说辞：“机缘巧合，我结识了一位和沈家颇有渊源的人物，但我不能肯定，辗转查到沈作润先生的墓，然后找到了您。”
姚徵到底七十多岁了，反应稍慢：“……这不大可能。”
项明章问：“什么意思？”
姚徵说：“沈家曾是宁波的名门，亲朋不少，可惜战争无团圆，跑的跑，散的散，妻女都被送到了海外。时局连年动荡，通信不发达，离开的基本没了下落。”
项明章没想到，费力查不出的信息在此刻会轻巧得知，他按捺着一丝希冀追问：“您了解这么多，姚家和沈家曾是故交吗？”
姚徵摆了摆手否认，她是听祖父姚企安讲的，回忆着娓娓道来——
沈家在宁波口岸几代开设钱庄，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巨富。姚家只是寻常小户，家里穷，姚企安十二岁就进了沈家做工，陪小几岁的沈作润一起长大。
沈作润极有胆略，早当家，二十岁决定兴办中国人独资的银行，联合同仁与外国资本分庭抗礼。
姚企安跟随沈家离开宁波，成为沈公馆的管家。
直到沈作润去世，姚企安带着沈作润的遗体回故乡安葬。
项明章暗忖，原来是主仆关系，妻女海外避难，只能由忠仆料理身后事，他问：“所以沈家当时没有别的亲属了？”
姚徵说：“还有一个儿子，沈少爷。”
项明章很意外，世代沿袭的庞大家业，唯一的儿子，不可能会置身事外：“那这个沈少爷当时没回宁波吗？”
姚徵涌起一阵酸楚：“这是祖父一辈子的心结，至死不能瞑目。”
姚企安带沈作润回宁波是在暮秋，第二年初春，沈少爷对外宣称回故乡守孝，其实是个幌子，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里。
姚企安以前在沈家日日照顾，早已察觉沈少爷在秘密参加抗日活动，“组织”有安排，他不敢过问。
可他看着沈少爷长大，磕了碰了都要心疼半天，千般不舍沈少爷一个人在外颠沛，于是分别前二人作了约定。
沈少爷向姚企安承诺，到了新地方安顿下来，会寄信报平安。待战争胜利，疮痍平复，一定会回宁波去，到时请姚企安见证，他会在沈作润的墓前认罪磕头。
为一封平安信，一个重逢，姚企安苦苦等待了后半生，不敢离开故乡寸步。
饶是项明章一惯冷静，听罢也为之动容：“这么说，沈少爷没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