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回来，办公室的电话就催命般的响起来了。
苏纯钧充耳不闻，先坐下来，将抽屉打开，取出登记薄与笔，一一摆正。
然后才接起听筒，“您好，财政局第八办公室。”
他接了一上午电话，喉咙都冒了烟，不管对面说什么，他都一本正经的说：“好的，是的，我这就去查，是的，我马上去查……”
但到了中午，登记薄上还是空白一片，一个字都没记。
这些电话打过来都是催钱的。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各项款项都要拨下去的。整个城市，包括下方的县城，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公务人员，都等着财政局拨款。
有一些钱甚至是年前就应该拨下去的，到现在还没有拨。
不过，苏纯钧并没有拨款的权限。
在他进入这间办公室，拥有这部电话以后，提升他的部长甚至还暗示他，那本登记薄上其实不写字更好一点。
于是他接了电话，听着对面的人或是抱怨，或是哭诉，或是破口大骂，他一声声答应着，却什么也不会写下来。
他不会写下方某县需要军饷。他也不会写某县需要钱买粮食。他更不会写下某地某河需要筑堤、防疫。
他不写，就意味着没有这些事，也没有需要拨款的项目被拖延了，有某位官员需要为此负责，需要说清这些款项的去向。
当然，最终结果当然是他这个接电话的人出来背锅。
他还不能拒绝背锅。这是上头对他的信任，这是一种考验。他必须表现得游刃有余才能得到更大的重用，才能从这里出去。
到了下午四点，他照例将听筒拿起来，关上门，却不能回家，而是带着皮包赶往医院，例行看望住院的局长和副局长们。
局长和副局长们的病房里当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装下所有关心他们的人，像苏纯钧这样的就只能站在走廊里，以表关切之意。
他昨天站在了队尾，今天他往前走了三步，跟昨天才搭上话的何秘书让了一支烟。
何秘书也很年轻，不到三十岁，已经坐上了财政局秘书处的头把交椅！
不过现在局长和副局长们都在医院躺着，何秘书每天的工作也就是接电话加挨骂。而且比起他这个只负责接一些下方县市里不重要的人物的电话的小科员，何秘书就更惨了，他必须直面那些来要钱的大佬，大佬们对着他拍桌子瞪眼睛，生气时跺一脚吐口水都是很正常的。听说何秘书还有下班路上被人从车里拖出来塞进了另一辆车，失踪几天的记录。
不过事后证明只是一场误会，只是有某地的大佬的亲信过于好客，请何秘书去吃吃便饭跳跳舞，何秘书醉了，在人家家里睡了几天而已。
没办法，毕竟家家都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嘴，哪里的人都要吃饭啊。财政局卡住钱不放，那些粮食、棉衣、鞋、药又不会主动飞到各地大佬们的口袋里，他们自己的粮断了顿不说，底下人也吃不饱，可不是要造反了吗？